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做出新部署新要求，明确提出了以推动发展、提高质量、促进公平、增强活力的各项任务。为了全面推进教育领域综合，努力办民满意的教育，中国教育报特别策划推出“教改先锋 重大典型报道”专栏，组织记者深入基层采访，挖掘在教育创新中涌现出的重大典型经验。通过典型引，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加大创新力度，加紧攻坚克难步伐，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招远市教育体育局局长李玉堂已经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站在演上，为各地慕名而来的考察团传授“招远经验”。这个经验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100%指标分配及其配套，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数据不会。2009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公布了一项对全国8个省份50个县区的四年级和八年级数学学科抽样监测结果，其中，招远市学生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仅为50个县区城乡差距的1/15。与此同时，在学生的学业成绩、减负情况、心理健康状况、城乡学校均衡发展程度上，招远都远远走在其他被抽测县区的前列。

　　招远的成功源于一项持续了27年的——100%指标到校。何为100%指标到校？就是将中考招生指标100%分到初中学校，并与学校督导评估成绩挂钩。这项为何经历了27年的探索完善？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难处？招远经验如何香飘墙外？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招远实地探访。

　　早在1987年，招远就开始了中考指标到校的探索。用了10年时间，招远将中考招生指标到校分配比例从70%提高到100%，同时砍掉了录取最低分数线。此后一直持续。这样一来，不仅弥合了优质校和薄弱校、城市校和农村校之间的差距，淡化了家长的择校冲动，同时辅以“一评二挂”评价管理体系，引导学校从过去片面追求升学率到全面关注学生发展。

　　招远100%指标到校的，如同一根接力棒，在先后5任局长间着、传递着，这样一传就是17年。招远市教体局副局长孙宝建说：“说实在的，与其说是接力棒，还不如说是接力一块烫手的山芋。”

　　“毋庸置疑，这是个好政策，但要下来的难度也是超乎寻常的。它的政策‘后坐力’我们差不多用了20多年的时间来消化。”孙宝建口中的“后坐力”是指100%指标到校带来的后果，它导致一个学校一条分数线，就如同高考的地区分数线一样。最初，由于学校之间差异太大，使得100%指标到校后，学校间的录取分差一度达到150分。

　　一时间，整个招远一片哗然，很多家长和学生非常不理解：分数不是最公平的衡量标准吗？为什么我的孩子在这个学校分数高还上不了高中，那个孩子在别的学校分数低还能上高中？

　　孙宝建回忆说：“1997年到1999年，在招远市每年的上，教育方面的、议案超过六成是反对100%指标到校的，当时的教育局局长王茂太甚至两次面临被‘’的境地。”

　　有人认为，这是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但李玉堂却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在农村校和城市校、薄弱校和优质校间的教学条件和教学水平差距天然存在的前提下，过去的招生方式实际上是用分数这把看似公平的尺子，将这种天生的不平等固化。“这就像把一支省级球队推到世界杯赛场上，还要争名次。这不是开玩笑吗？”李玉堂说。

　　招远市教体局副局长陈忠军说：“在一个地区，学生的智力分布曲线是大致平均的，城乡孩子在智力上并没有差距，他们差的是机遇。”

　　金晖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位于招远市城乡接合部，校长康国昌发现，来自农村学校前三名的学生，最开始升入高中时成绩只能在班级里排到二十几名，但他们的潜力巨大，一段时间后成绩都上升得非常快。

　　招远的让农村和城市孩子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康国昌统计这几年升入高中的学生时发现，最好的一年，160多名毕业生考入高中的有100多名，而如果没有100%指标到校的政策，这些学生将被挡在大学外面，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尽管这是一项惠及整体的制度设计，但落到每个具体学生头上却显得不那么公平。李玉堂坦言，100%指标到校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后的产物。

　　招远的在争议中前行。但时间能够检验一切，经过27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校际分数线分以内，在争取高中指标方面，农村校和城市校、薄弱校和优质校平起平坐。学校之间也开始从升学竞争向办学水平竞争转变。

　　如果不是亲自在金岭镇邵家初中里转了转，在上海打工的郭瑞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所乡镇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校舍窗明几净，刚刚投入使用的数字化教学设备从电子白板到桌一应俱全。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为儿子上学的事情犯愁，几次想把儿子送到城里上学，看了这所农村校，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金岭镇邵家初中在招远并非个例。为了实现硬件均衡，招远在学校建设上实现城乡齐步走，按照统一标准配备硬件。近4年来，仅用在校舍建设方面的投资就达到5.2亿元，一所所省级标准的学校在招远农村拔地而起。

　　然而，真正让郭瑞打消择校念头的，是农村校在升学上也有了指标吸引力。经过20多年中考的沉淀，如今招远校际分数线分之内。城市校和农村校谭凯的妻子的孩子真正站到同样的起跑线上，享受到同等的入学。“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这已经成为招远老百姓的共识。

　　“无择校”一直是招远引以为傲的教育名片。在李玉堂看来，招远治理择校的径不是堵，而是通过均衡，帮助家长戒掉心中择校的“瘾”。这个“瘾”从何而来？

　　“两所学校之间分数线分，家长心里的天平就歪了，择校便是自然的事情。只不过和大城市生源从薄弱校流向优质校不同，招远的择校是生源千方百计想从优质校流向薄弱校。”李玉堂告诉记者，当大船启航之初，这种“逆向择校”问题曾是挡在招远面前的一座不小的“冰山”。

　　“最困难的那几年，一到学校招生季节，我的电话就会被打爆了。”孙宝建指的最困难的那几年，是指从1997年开始，招远取消了20分的录取分数差距控制线，丢掉最后一个安全阀，开始了“破釜沉舟”式的指标到校。

　　曾任大秦家初中校长的秦丽霞就面临这样的棘手问题，当时在大秦家镇有两所初中，一所是大秦家初中，一所是转山初中。尽管同在一个乡镇，分数线分都不止，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150分。当时大秦家初中的分数高，教学水平好，三天两头就有转山初中的家长想将自己的孩子插班进大秦家初中，学籍保留在转山。”秦丽霞说。

　　治乱象用重典，为了刹住这股“择校风”，招远，初四学生不准转学。三年级以前可以凭住房证明、户口迁移等证件办理转学。

　　在教体局教科室工作的郝经春曾经动过择校的心思，他的儿子在班里大约排在10名左右，如果到一个偏远的初中，考上一中没有问题。本想着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可以近水楼台，但严格的学籍管理，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实现100%指标到校后，每个学校都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自留地’，但这块地里到底能种出多少果实，还得看自己的耕耘。”康国昌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道出了招远100%指标到校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政策动力——“一评二挂”机制。

　　100%指标到校要立得住，就要有一套科学的配套政策系统，来解决学校如何分才能分得科学、分得公平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评二挂”考核机制应运而生。

　　孙宝建介绍说，所谓“一评二挂”是指先评后挂。评是按照统一的评估标准，每年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全面评估；挂是将评估成绩与高中招生指标分配挂钩，与评先树优挂钩。

　　学校办得好坏，直接决定了分到的高中指标有多少。现在已是辛庄镇辛庄初中校长的秦丽霞，今年过了个舒心年。谈起今年的开心事，她告诉记者：“今年我校中招指标是76名学生，比去年多了两名，原因是督导评估排名中我们学校上升了两位。”

　　每次介绍“一评二挂”时，孙玉堂都会用大屏幕投影出一个复杂的公式，然后略带神秘感地对来“取经”的人说：“这个公式里藏着招远均衡的密码。”

　　从公式中不难看出，一所初中学校获得的高中升学名额既和教育评估分有关，又和当年毕业生合格人数有关。招远在对“教学评估分”的影响因子进行设计时，将“一评”的挂钩挂在毕业合格率、优秀率、实验技能合格率、学生合格率、音体美合格率等重要指标上。同时，各个指标的权重并不相同，其中，合格率的权重明显高于优秀率。

　　这种设计的用意，就是为了解放被升学率、只盯着尖子生的校长和教师。那么，这样的设计到底科学不科学？算出来的名额公平不公平？有学者曾经成立课题组，用教育统计中灰色系统关联度分析的方法，对招远的招生办法进行了科学验证：评估分起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合格率。

　　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年代，招远的校长和教师心里只做一道算术题——做大“”，缩小“分母”。做大“”，只关注考试成绩，只要与中考无关的课程通通砍掉，坐着上体育课的情况很普遍；减小“分母”，校长教师天天盯着尖子生，想方设法“挤走”差生，减小分母，升学成“掐尖”游戏。

　　在“一评二挂”机制中，与入学巩固率有关的指标权重高达30％。同时，合格毕业生数和学校评估分数的计算，都是以学生当年入学人数为“分母”——在“分母”不变的情况下，多留住一个学生，就多一个合格生，所获得的升学指标就多一份比例，“”就会相应增大，升学率自然就高了。

　　对学校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学校办学方向的引领。“在新‘指挥棒’的指挥下，校长们开始更关心合格率、巩固率和全体学生的发展，这种压力层层传递到教师身上，原本被忽略的‘学困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陈忠军看来，正是这一公式在逻辑上补全了100%指标到校的合，使得均衡的种子在这里悄然发芽。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近20年来，招远初中学生的入学率由1987年的89%上升到100%，学额巩固率由64%上升到99.8%，毕业合格率由55%提高到96.3%。“抓住三率（巩固率、合格率和优秀率）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样的顺口溜，如今在招远校长圈里传开了。

　　眼下，除了在各种会上送道外，李玉堂每年都要接待一拨又一拨的记者和前来考察的专家，他们来招远只为求解一个问题：如何让招远的经验在全国推广？那么，招远的经验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李玉堂对这样的问题始终保持审慎：“政策制度可以互相借鉴，但历史却很难复制。”

　　招远的探索能够下来，与一段特殊历史分不开。1997年4月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来招远视察，当时他对这项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称它为“素质教育的源头”。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称谓就像一块‘免死金牌’，每当质疑声、反对声铺天盖地时，它能抵挡很多来自的压力。”李玉堂丝毫不避讳招远经验成功的偶然性。

　　但在如今的地方治理逻辑里，稳定大于一切。在多方掣肘下，一项制度可能因为利益纠葛的盘根错节而止步不前，一项也可能因为家长的一个举报电话而收起自己的棱角。

　　不管怎样，指标到校的在各地已经开始逐步推行，比例从30%到80%不等。虽然表面上看，实行部分指标到校既能减轻压力，又能不偏离大方向，朝均衡的目标迈进一步。但在李玉堂看来，部分指标到校是一种“”的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均衡和根治择校的目的。

　　孙玉建说：“不分指标的‘片追’与部分分指标的‘片追’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要存在30%、20%甚至是10%的指标不分配，学校依旧会把宝押在那些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身上，千方百计地‘片追’。”

　　说到“部分指标到校”，招远人有着切肤之痛。在初期，招远曾将分配指标定在70%，并划定了最低录取分数线，但实施起来非但没有起到遏制择校的效果，反而出现了乡镇之间互相争吃名额的现象，各初中校间的“片追”现象依然比较严重。

　　招远的100%指标到校可能难以复制，但是对于招远模式的未来，李玉堂还是充满信心的：“大城市的择校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结，积重难返。要治理择校、实现均衡靠一服汤药无法根治。但是，对于中国广大的中小城市，招远‘一评二挂’的指标体系还是具有很强的样本意义。”（记者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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