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在杨梅竹斜街，看见房檐下晾晒着一排颜色各异的衣服。晾衣绳搭在两扇窗户之间，是这户人家的后窗，正好临街，一览无余。这些衣服由于都是夏装，颜色很鲜艳。从衣服的颜色和样式上，可以猜得出，是一家三口年轻人的。街头晾衣服，是中国城市的特色，而且是北方胡同、南方里弄才有的特色。见过上海的里弄里，衣服搭在两楼之间窄小的空间，顶着灿烂的天空，迎风飘动，别有一番家长里短的风情。
有一年冬天，我陪大学的宝拉教授去看八大胡同。在陕西巷，一户人家的窗台上放着一溜儿冻柿子，个头儿一般大小，像排队一样，敦敦实实、整整齐齐地蹲在那里。橙黄的柿子，画龙点睛一般，让一条灰色暗淡的陕西巷，都有了亮色。宝拉很感到新鲜。
在青云胡同，没有见到一个人。这条胡同要拆迁，胡同两旁的院子里几乎没有了人家。断了烟火气的胡同清静得很，能听见自己脚步的回声。一切，显得不那么真实似的，好像走在旷野幽谷里。胡同拐角处，忽然看见电线杆上绑着一个篮球筐，球网的穗子红白相间，还很新，飘荡在风中。猜想，一定是哪个爱好篮球的孩子，把球筐绑在了这里，电线杆子成了免费的球架，因地制宜，放学之后，可以在口玩会儿球。
早晨，去老马家早点铺吃早点，上总能看见一个卖菜的外乡人。每天早上，他都会雷打不动在那里卖菜。在公交车站旁的便道上，靠着一棵粗大的杨树，摆开一排菜箱，箱子里的菜，红的红，绿的绿，白的白，很鲜亮，让我想起汪曾祺写过的诗句：“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燃起这一箱箱的，大多是附近起早的老头儿老太太。
街头有个修车铺，长年累月在那里，变成了一棵长在那里的街树。修车铺的后面原来是一片平房，他就在那儿修车。平房拆了，变成了一片高楼，他还在这儿修车。他和他的修车铺，就在背景的变换之中，一起苍老。
如今，街头最流行的景象是手机，不少人行色匆匆走在上，总忘不了拿着手机津津有味在看。曾经看过一幅题为《都市风景线》的水彩画，画面中行走在都市街头的人群中，没有一个人的手里是拿手机的，倒是有一个穿黄裙子的年轻女子手中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
有一天，我过一个十字口，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街道两旁的人，不管站着的还是蹲着的，都在看手机。绿灯亮了，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女的撒娇非要男的背着她过马，男的背着她，如同撑船过渡。迎面走来的时候，我看见，女的手里还舍不得放下手机，正对着手机讲话，讲的什么听不大清，燕语莺声，倒是挺甜的。她一边讲着话，一边咯咯地乐，男的脸上也现出幸福的笑容。
遇，街头常见的情景剧。偶遇，是常见的。巧遇，是不常见的。艳遇，是想遇而不可遇的。最让人感到意外又兴奋的，是遇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有一天，下公交车，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人也跟着下了车。我们两人一前一后了便道，他从身后紧赶两步，走到我的前面，转过身对我说：你是不是姓肖？我点点头说是。他又问：你是不是叫肖复兴？我又点点头说是。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问我：你还认识我吗？我摇摇头。他说：我是你小学的同班同学呀！三中心小学的。你记起来了吗？
大约二十年前的冬天，雪后初晴的早晨，我坐车上班，过华威桥下的十字口，忽然看见一个女子赤身，站在马边上一动不动，似乎没有感到数九寒冬的冷风，像一样从她的身上抽过。浑身冻得通红，僵硬，更多是。正是上班的早高峰，车水马龙，行人如鲫，穿梭不停。得像卓别林时代的无声电影。
有一件事，也发生在街头，过去了四十年，记得还那么清楚。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刚从北大荒回到不久。我比他早回来几年，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他待业手掌痣的位置与命运在家，一时没有找到工作。为了生计，他每天黄昏时卖晚报，一份能赚一两分钱。虽然钱少，也算有个营生，有个进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