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弹药、高射炮、无线，甚至枪杀、部队官兵。

　　作者：白伟志来源：《国家历史》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弹药、高射炮、无线，甚至枪杀、部队官兵。5万多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生命的，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国家……必须在极权下再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赞扬中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德说：“1942年是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人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的则是随处可见的：拿着柳条灾民的、纳粮的地方、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的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中央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并遭。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 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地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着灾荒的……”和张高峰一样，德出离；这个非但，而且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和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才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灾难背后的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官员们征税和的。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1942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随即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门面，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 年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严密的，《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河南：诸君受党和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的，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弹药、高射炮、无线，甚至枪杀、部队官兵。5万多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这位河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推到河南百姓身上，河南人都是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却不想在自己下当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对国民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