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艺术类刊】

　　The Research of the New York Schools Cultural Criticism:

　　Compared with the American New Criticism

　　【作者简介】冯巍，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 100024

　　冯巍，女，辽宁沈阳人，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在站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的研究。

　　【内容提要】纽约学派以其坚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事业，形成了一个与美国新派并存的家集群。关于纽约学派的研究，既是对美国新派的共时研究，也是对文学思想的进一步考察。纽约学派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内核，力主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结合，扮演了美国知识阶层的核心角色。他们恪守知识身份，思考和表达，关注文学的伦理向度和审美价值，主张文学必须介入历史。他们要改变美国文学复兴为党派和形式美学所干扰的现状，在传统美国文学的重新发现和现代欧洲文学的艺术创新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美国文学。

　　The New York School clung to a cause of cultural criticism differen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tendencies and formed a clique coexisting with the New Criticism in America. Therefore, studies on the New York School also serve as a synchronic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New Criticism and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New York School upheld the core spirit of cultural radicalism and advocated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criticism and modernistic literature, playing a central role in the American intelligentsia. They stuck to their role as intellectuals, insisted o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independent expressing, paid attention to ethical and aesthetic values of literature and contended that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play a part in history. They sought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merican literary renaissance being molested by partisan politics and formal esthetics and to create the new American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al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artistic innovation of 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关 键 词】文化/历史意识/伦理向度/审美价值cultural criticism/historical consciousness/ethic dimension/aesthetic value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14)03－0132－07

　　美国新派从20世纪30年代起风靡全美大学校园，而马克思主义文学也在30年代的美国营造出了一个“红色十年”，继而绵延不绝，其主导力量首推纽约学派①。纽约学派的态度不乏实用主义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剂猛药，用来医治当时病已垂危的美国。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化”[1]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纽约学派文化激进主义的学术立场。纽约学派和美国新派盛衰同时，其代表人物之间既有交往又有交锋，学术观点的相互对立与借鉴颇为耐人寻味。

　　尽管纽约学派的激进主义在文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缺乏的根基，也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与纽约学派对“”的界定有关。费德勒(Leslie A. Fiedler)指出，纽约家眼中的仍然是欧洲意义上的。“那种古老的热情通过两种方式继续存在着：艺术扎根于社会一无论一个人如何理解那个社会一并且必须从那些根源出发来加以探讨；难以消除的主义远比一度支撑它的那些存在得长久”[2]。与这样的维度相交融，纽约家所拥有的历史维度、伦理维度和审美维度，也就共同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化视域。如果说纽约家是的，则表现为他们及时响应历史的变化，具有宏大的文化视野，把历史中的文化变迁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广阔背景。

　　就文化建构而言，文化中应该包含着严格划分出来的因素；就文学创作而言，内容不会与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相，而是必须融入完整的个性创造当中[3]；就文学而言，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维度，也必须纳入整个文化价值的评判体系之中。因此，纽约学派对于激进主义的真正贡献，并不是关于思想的，而是关于文化思想的。拉夫(Philip Rahv)不止一次地强调，知识与生俱来的唯一，就是文化的捍卫者，“文化是他们惟一的不动产。他们守护着文化价值，既是养育者又是开拓者”[4]。无论是三四十年代的守望欧洲文化，还是50年代的重整美国文化，进而凸显犹太文化，纽约学派的思考重心都是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成熟，以及不遗余力地拓展文学的文化视角。

　　文份(cultural identity)的建构，就是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极有创见的理论贡献。文化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通常不会接受纯粹的外部的介入，然而，一种文化内部的反思却常常成为文化更新的强大推动力。面对着欧洲文化传统的熏染，以及美国文化传统的重寻，纽约学派必须找到具备自己个性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定位。特里林对于个体与文化的关系所持有的辩证态度，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径。他提出，个体是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必然受到该文化的制约；同时，个体与它所从中产生的文化又是相对立的，它与文化展开且有可能超越特定文化的控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马修·阿诺德的影响，还是犹太身份、心理分析的探讨，它们本身都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都是特里林追寻文份如何建构的思维径，而不是他理论思考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阿诺德和弗洛伊德也具体提出了关于界定的有益模式，但特里林独出机杼地以“失重(weightlessness)”来形容知识的文化处境[5]。纽约家正是由于处在这种失重的状态之下，才会摇摆在各种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边缘，才会产生不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身份疏离感，才会追求具有综合平衡特质的成熟的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

　　一

　　为了追求美国文化的和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学术界曾对美国文化传统和美国人的文化意识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中，发端于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美国动(American Studies Movement)”功不可没。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的《美国思想史(1620－1920)》(1927)一书被奉为美国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正值这一运动的发展鼎盛期。吉恩·怀斯(Gene Wise)指出美国动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以下方面，即美国存在单一的“美国”；“新世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区别于欧洲的美国；美国存在于每一个美国人身上，但集中且系统地体现于美国思想家的论著之中；美国是美国历史的主题；美国学推崇美国的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他还明确赞同，文学家对这一思想史理论的接受就是出于“对形式主义的”[6]。纽约学派选择跻身于这一之中，其文学凸显历史意识也就是必然的逻辑。

　　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优势，如对社会背景和历史趋势的，纽约家才能与其他美国先锋派的者，尤其是美国新派，区别开来[7]。纽约学派强调历史的连贯发展，存在着一代无与伦比的现代文学大师，并且与美国界的其他学派相比，将这些作品放置到了更重大、更紧要、更有价值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不仅看到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保持了长久的表亲关系，也看到美国文学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对欧洲文学发挥影响，踏上了通往欧洲的文化之旅。卡津(Alfred Kazin)曾骄傲地，“薛特尼·史密斯之类的欧洲人，再也不能如是发问了，‘谁要读美国作品呢？’在一九三三年以后，谁还可以不读一点美国作品呢？”[8]纽约家帮助完成了欧洲文化美国化的进程，但最终目的却在于推动美国文化的自主和欧洲化即世界化进程，并论证美国的历史连贯性和社会一致性。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1949)一书中专章阐述了对于文学史的看法，从形式主义的立场出发，突出了文学史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史必须是关于这种艺术的历史，即“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进化过程”。他们强调文学不是人类社会、或智识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主张一个文学时期应该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文学史就是这个价值系统被采用、、变化、综合以及消失的历史。因此，关于“作为模式着具体作品的写作”的文学类型的历史，才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美国新派所强调的传统，也就是这一意义上的传统。艺术家的独创性不是对传统的，而是利用先前的艺术家的成就，因为“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于是，文学史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尽管他们承认文学传统的变革既有文学既定规范枯荣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智识和其他的文化变化的外在原因，但还是“文学与具体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9]。这样，美国新派终究还是把历史逐出了自己的文学视野。

　　不论韦勒克(René Wellek)如何辩称新也有历史意识，至少他们的文学实践并没有证明这一点。美国新派只孤立地研究单个文学作品，只留意文本形式，悬置了一部文学作品与作品群体、文学史、社会历史的关系，并且正是以这一姿态在美国文学界和学院教育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派恰恰就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没有意向性目的性的‘单纯具体的感性事物’。”[10]维姆萨特、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1946)和《感受谬见》(1948)，更是从理论上将新的文本中心主义推向极端。他们反对这两种文学中的“心理学谬见”，恰恰表明他们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两端拒斥文学的意向性、目的性，切断了文学文本与作者和读者的意识活动的联系，使文学文本成为一切文学活动(包括文学)的绝对中心。

　　兰色姆(Ransom, J. C.)在《新》(1941)中对瑞恰慈、燕卜逊、艾略特和温特斯的共同就是心理主义，尤其瑞恰慈是“心理主义者”。维姆萨特在《具体普遍性》(1947)一文中甚至为新的客观主义设置出一种“公共心理”，以区别于作者心理和读者心理的私人范畴。韦勒克所强调的“内部研究”，也是凸显对文学的“本体”即文学作品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进行审美的分析，反对进行心理学研究和接受美学研究。正如保罗·德曼所言，“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派自始至终未能克服其反历史的”[11]。特里林1946年曾经感叹，“由于德莱塞和詹姆斯的并置，我们马上来到了一个昏暗而血染的十字口，文学和在那里狭相逢。没有人愉快地那里，但现在这全然不是一个人是否要那里的选择”[12]。这种情形意味着，家必须站在十字口才能发挥作用。然而，美国新派借着“文本细读”避开了必然的历史抉择，堂而皇之地没有这个十字口。

　　纽约学派与美国新派之间的争论，直接与他们对于历史的看法相关联。“文学作品所借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原因的研究，这是所有的形式主义包括结构主义的一致的立场”[13]。美国新派之所以获得广泛响应，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关于诗歌创造了一片摆脱和超越历史的空间的观点，反映了“从历史中退出”这一在当时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愿望[14]。美国新派重视分析简短精练、具有反讽意识的抒情诗，而散漫的、叙事的、不事雕饰的、的、观点明确的文学类型，即了人类的文学经验的广阔领域。新从方上就反对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时使用传记性的或者历史性的材料，以避免“文学以外的”因素到他们所谓的不带的艺术结论中去。皮尔斯在《历史主义东山再起》(1958)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新派分享了“我们文化的病症之一——害怕历史”[15]。

　　特里林毫不客气地美国新派，认为他们完全遗忘了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尽管美国新派自己也被卷进了历史之中，也做出了种种历史判断与评价，然而，他们却把“历史感弄成同他们的美学观格格不入了”。于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们竭力把历史的大门紧紧关上，甚至不仅忽略历史，还艺术要从历史的中解放出来[16]。纽约学派作为美国新派的者，主张文学必须要介入历史。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纽约家都是实践家，“在对于作家、运动、和当时文学问题的考察中，最好的实践家都有着强烈的历史感、社会意识，以及独特的体验和风格”[17]。卡津明确提出，“好的文学应当具有积极的历史感，即总结出时代并鼓励人们超越自己的时代，从更宽的视角来看问题，以便创造一个符合自己想象的未来”，“不仅看到人类的历史，而且重视人在其中的奋斗”[18]。激进主义并不要求作家和家抛弃过去，而是应该以一种赞赏的姿态面对文学传统，研究文学的历史，吸收过去的精髓，确保文学的品质。